中国加入WTO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WTO规则，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
    改变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投入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加强政府在食物安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风险保护等农业公共投资范围的投资比重，又要调整价格支持体系建设、国家税收支农、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体的属于“黄箱政策”措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有限的财政预算发挥其最大的效力。
    增大农业科教投入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密集度出现下降趋势，1998年仅为0．36％，只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平均水平的60％左右，同时也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的加权平均数(0．37％)。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各种培训几乎没有投资，地方财政投入也很少，基本上是靠农民自己承担，农民接受各种培训大多也要自费。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70％以上，但由于这些地区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偏重于各种农业税收以及向农民直接收费，发展农村教育和减轻农民负担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只有中央政府加大对科教的投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改变补贴方式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生产者，即取消现行的农业三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中央政府按核定的基期数额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取消教育附加费和“五统筹”范围的收费，对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政府按有关指数重新核定之后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取消村提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村庄数量和人口多少核定固定补贴额，列入财政预算支出。
    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增加农业投入，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农业的整体水平。
    建立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可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由政府直接开办或由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性亏损由中央或地方财政补贴。同时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农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结构
    目前，我国粮食的供需缺口不大，粮食安全不应是农业的主要目标。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人们提高对肉蛋奶的消费水平，高收入者更倾向于消费牛奶、水果、啤酒、鱼和蔬菜。
    因此，按照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适当让出部分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把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如粮食)的生产减少到最低安全标准，将宝贵的资源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上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农业资源的最佳合理配置。
    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
    我国的水果、肉类、蔬菜、花卉和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猪肉和羊肉价格均比国际市场低50％以上。我国水产养殖资源丰富，水产品价格普遍比国外低50％以上，另外，蔬菜总产量达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出口潜力十分巨大。
    对粮、棉、油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应实行有限保护的原则，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适当扩大进口，调剂国内粮食的丰歉、品种和区域平衡。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粮食的供需平衡，当国内粮食增产的时候就出口一部分，反之则进口。
    大力发展“三高”农业
    要加速培育高产值、优品质的动植物品种，改良现有品种，鼓励发展名特优新产品，进一步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科技含量高的优质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内在品质，加强农产品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的研究等等，使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向“多样化、优质化、营养化和安全化”方向发展。
    注重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加强合作与交流
    我们一方面要根据《SPS协定》要求实施SPS措施的成员方履行通知义务，与其进行磋商与谈判，并提出书面意见，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要求成员方“给予更长的时限以符合该措施，从而维持其出口机会”。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政执法力度，把国家出台的有关规定和标准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和技术培训，增加科技投入，加速研制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兽药和饮料添加剂。
    我国具有开发有机食品的有利条件，许多山区、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很少使用或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生物品种繁多，且绝大多数品种未经基因重组，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够适应有机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有机食品的法规，规范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程序，为生产基地的农民和企业提供技术指导。